我认为这句话是非常好的。
人类基因编辑可分为人体基因编辑和胚胎干细胞基因编辑两种，在人体基因编辑场合，因为基因编辑行为直接针对被编辑者的身体，如果因编辑技术不成熟等导致被编辑者的身体健康受损，那么该编辑行为当然属于第29条的涵摄对象。因此，即使有观点认为应当承认包括人胚胎干细胞、胎儿等在内的具有生命潜质者的尊严，但依据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方法来解释，第29条规定的人体健康关注的亦应是：活着的自然人的身体的外在一致性和内在机能正常运行，人胚胎干细胞并不能被作为主体本身对待。
只有相应行为涉及研究者之外的其他直接利害关系人时才会产生民事责任的认定问题，主要涉及侵权领域的两种情形：一种是研究行为侵害了接受基因编辑手术的受害人的身体健康而导致的法律纠纷。总之，父母的这些愿望通常会转化为消费者需求，并驱使人们做出接受人类基因编辑手术的选择[36]（P171-172）。换言之，人类基因编辑研究自由是宪法上作为基本权利的科研自由的下位概念。第四阶段，纳入法外评价。但在中国社会尚未就此展开充分讨论，对相应问题的规范处理亦缺乏共识。
违反后者，不影响行为效力，但行为人需依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承担相应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并需承受诸如因法律上障碍导致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所导致的民事责任[46]（P59）。就自然人外在身体的一致性或完整性而言，基因编辑技术的运用会导致人体基因完整性和物种完整性的损害，因为基因编辑技术的核心即在于通过删除、插入、替换、激活或关闭人体内的目标基因从而达到定向修饰的目的。党的行为法规规定了党的领导和自身建设的行为界限和行为方式。
通过富有成效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党内法治回应了中国共产党寻求党内治理长效机制的理论期待, 它有助于实质性地推进法治中国的实现,同时也有助于培育和发展法理思维。党的十九大通过决议，将依规治党写入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之中，以党的根本法的形式对其予以确认和保障，并将之作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写入了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之中。巡视机构在巡视过程中，应着力发现如下四方面的问题：(1)领导干部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我国监察体制改革历经了三省市试点探索、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国家监察体系总体框架初步建立的发展过程。
二、党内法治的法理意涵 (一)党内法治的含义 法治是人类在国家治理方面所创造的最为重要的观念和制度发明。其二，良法获得普遍的服从。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说，党内法治回应了中国共产党寻求党内治理长效机制的理论期待。其实施机制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这些党内法规之中。这种示范效应有助于培养全社会对法律的尊重和认同，最终凝聚形成法律信任。后者则是打破执政历史周期律难题关键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伪命题，权大还是法大才是真命题。国家权力要受到法律的限制，不容许法自上而犯之，这是现代法治秩序的真谛。依规治党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对于职务违法行为，主要适用政务处分。
依规治党的提出，标志着法治思维开始进入管党治党领域。他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依规治党。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基于特定时期的历史原因，党内法治的建设处于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的阶段。它是指运用规章制度来引领和保障我们党管党治党、执政治国，实现党的建设制度化，把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全面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十八届中央第六轮巡视情况汇报时首次正式提出了依规治党。通过法治方式、回归法治途径，把社会矛盾的解决建立在法治基础上。在当代中国，坚持党的领导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合力构成了建设现代国家和法治中国的政治与法律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制度治党的概念。作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巡视监督是由巡视组依规开展的常规巡视、专项巡视或机动巡视监督。对党的领导干部来说，《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还可以施以纪律处分之外的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等三种问责方式。
该条例为党组落实管党治党责任设定了领导制度、请示报告制度、备案制度、党组书记述职制度、考核制度、列席会议制度等体制机制。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4期。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列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中。党内法治是运用现代法治的理念、原则和方法，依据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规制党组织的活动和全体党员的行为而实现的善治状态。
其次，党内法治的对象直接指向全体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和各级党组织的权力。广义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党章统率下的狭义党内法规制度、不成文的和自我约束性的党的纪律以及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
党内法治的实现，不仅要求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管党治党，而且要求依照党内法规实现自我规制。法治中国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有可能真正平稳推进并取得预期实效。从根本上说，党内法治的实现是通过制度性和程序性规则的有效实施予以完成。笔者更倾向于在1+4框架基础上，以规范主体、规范行为、规范监督为划分原则，将狭义党内法规制度分为党章统率下的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党的行为法规制度和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
对严重违反党纪的党组织给予改组、解散的纪律处理。《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试行)》则规定了中央和地方党的工作机关设立、撤销、合并或者变更的原则与程序，它是为规范党的工作机关而设立的基础性主干党内法规。
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就要把法治理念、法治精神、法治原则和法治方法贯穿到国家治理的实践之中，逐步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习惯。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最为重要的政治经验，它揭示了立党的根基在人民，立党的归宿在于一切为了人民。
如果说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开创了着重从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的路径的话，那么，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则开辟了着重从制度上推进党的建设的新途径。由此可知，党内法规概念由毛泽东首次正式提出并出现在党的政治报告之中。
(二)党的行为法规制度 党的行为法规既包括党的领导法规，也包括党的自身建设法规。监察监督是国家监察委员会依法依规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前者侧重从行为上解决党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外事、国防军队建设等领域的领导和执政活动问题。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可以分为党的监督法规制度和保障法规制度两部分内容。
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在会前9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北方局作抗战以来北方局的工作报告，针对王明不服从中央决定、公开发表同中央不一致意见等行为，提出党内要制定一种党规的主张。
第二，党内法治有助于实质性地推进法治中国的实现。上述党内法规共同构成了全体党员的行为规范和党的工作机关的职责及运行的制度体系。
就目前来看，党的组织法规制度主要包括以《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为主要内容的组织法规，包括以《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为基础性主干的选举法规，还包括以《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为核心的象征标志制度等党内法规。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